2025年10月24日下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南大学文学院李伟昉教授在师生做爱
X1004会议室进行了一场题为“跨文类比较研究何以可能？”的精彩讲座。李教授以“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非戏剧文学的比较”为焦点，通过梳理历史脉络、辨析核心原则与反思研究范式，系统论证了跨文类比较的学理依据与实践路径。本次讲座由师生做爱
院长、博士生导师刘占祥教授主持，比较文学与文艺学教研室教师及研究生参与。
李伟昉教授首先引领我们回顾了跨文类比较这一特殊现象，在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他指出，这一实践滥觞于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初期。翻译家林纾将莎士比亚比作西方的杜甫，其目的不仅是引介西方文学，更是借莎翁之伟岸来捍卫与提振本土文化自信。随后，学者朱东润在《莎氏乐府谈》中进行了更广泛的对比，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已初步触及“可比性”这一核心问题，清醒地警示比较不可“偶然凑合”，而需关注“各人之面目”，体现了早期比较研究的学术自觉。
李伟昉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后，此类研究呈现出从“印象点评”到“问题深探”的转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有拓展，曹雪芹与莎士比亚的比较成为热点。然而，此时期的许多研究仍局限于对作家生平、情节模式等表面“相似性”的追寻，缺乏对深层文学规律的叩问。
在这一背景下，莎学专家方平先生的研究堪称典范。在《我国古典文学和莎士比亚》一文中，他将《聊斋志异》的婴宁与《无事生非》的白特丽丝进行比较，从“爱笑”这一共性切入，却深刻揭示了其背后反叛封建礼教与倡导西方文艺复兴个性解放的迥异文化内涵。其《王熙凤与福斯泰夫》一文则更具方法论意义。他在这两个道德有缺却魅力非凡的人物身上，敏锐地捕捉到“艺术审美与道德评判”之间的张力这一根本性美学问题。他呼吁在“文艺法庭”而非“道德法庭”上进行裁决，这一研究不仅是对“文革”文艺创伤的反思，也是对文学审美主体性的强力呼唤，赋予了跨文类比较以深刻的时代精神与学术重量。
李伟昉教授进一步指出，这一比较现象的兴起，深植于中国近现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从新文化运动先驱如傅斯年、郑振铎等借莎士比亚批判中国传统戏剧之“落后”，以之为学习西方的楷模；到新时期学者试图在小说领域寻找能与莎翁比肩的“伟大的曹雪芹”以建立文化自信，都表明跨文类比较不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种承载着复杂民族心态与文化诉求的历史现象。
在厘清学术史后，讲座进入了核心的理论建构部分。李伟昉教授明确提出，确保跨文类比较可行性与有效性的两大基石是“相容性”与“问题意识”。
“相容性”是可比性的内在生命线。它绝非浮于表面的相似，而是指比较双方在内在精神、核心母题、人性深度或美学原理等层面存在可对接、可对话的枢纽。这个枢纽是激发联想、生成意义的关键。无论是依赖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还是注重学理互通的“平行研究”，都离不开相容性的支撑。缺乏内在相容性的比较，无异于空中楼阁。
“问题意识”则是比较研究的引擎与指南针。它要求研究者能从相容性中提炼出具有普遍理论价值的真问题，驱动研究从现象描述走向本质揭示。方平先生的成功，正在于他从王熙凤与福斯泰夫的巨大差异中，找到了“负面角色何以产生审美愉悦”这一共同难题，从而实现了从“异”中见“同”，并升华至对文学普遍规律的总结。
为立体展现研究范式，李伟昉教授剖析了三个典型案例。其一是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进行的跨文类影响研究，他细致地论证了莎士比亚如何深刻影响了后世如弥尔顿、狄更斯等人的小说创作，展现了文学血脉的跨类传承。其二是屠格涅夫的《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该文虽以比较为名，并将二者视为人类天性的两极，但其强烈的主观价值判断与社会功利目的，导致了对哈姆莱特形象的严重歪曲与“强制阐释”，警示我们缺乏学术客观性的比较可能带来的风险。此二者与方平的研究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方法论图谱。
最后，李伟昉教授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反思。他重申法国学派的经典论断：“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研究的终极目的绝非简单罗列异同，或判定文化优劣，而是在相容性与问题意识的引导下，穿越文类与文化的屏障，实现深度的“视域融合”。真正的跨文类比较，旨在通过对话达成互识、互鉴与互补。它帮助我们理解，文学共同体的活力不仅源于共性，更得益于差异。文明的进步，正在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因此，比较的最终判断，应是一种建设性的、旨在丰富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本次讲座系统阐释了跨文类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李伟昉教授以其深厚的学养与清晰的逻辑，有力地回应了“跨文类比较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我们展示了一条严谨而富有创造性的学术路径，也为中外文学与文化的深度对话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